洛成 雷永韜 凡亮

在紙張廣泛使用前，中國古代用于書寫記錄的主要載體是簡牘。東漢時期，蔡倫改進造紙工藝后，紙張逐漸取代簡牘成為主要書寫載體，西晉后簡牘慢慢退出歷史舞臺。

湖南省郴州市出土的西晉簡牘是我國目前發現數量最多、保存最好、最成系統的西晉時期政府文書，把現今發現的最晚年代的簡牘從三國時期延伸到了西晉，郴州簡牘也被稱為古代簡牘的“絕唱”。這批簡牘記載了不少關于戶調令、田畝面積、課稅對象等賦稅內容，為研究西晉時期財稅制度提供了參考。

圖為湖南省郴州市博物館航拍圖，該館目前共展出200多枚簡牘

沉睡千年的“百科全書”重見天日

2004年初，郴州市城區蘇仙橋下，原郴州美印總廠工地機聲隆隆，施工正酣。郴州市文物處考古工作人員在施工現場仔細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在雜草叢里發現了11口從西漢到宋元時期的廢棄古井。考古人員到井里一探究竟，結果意外發現沉睡井底1700多年的簡牘。后經挖掘，于2號井出土三國吳簡130枚，10號井出土西晉簡牘909枚。

郴州簡牘出土之前，全國僅存西晉簡牘13枚。郴州這批西晉簡牘，全是地方官府檔案，史料價值極大，且如此大批量、成體系的出土更是絕無僅有。郴州簡牘的出土很快在考古界引起轟動，讓一個更豐富、立體的西晉桂陽郡（郡治在今郴州）浮現于世。

經考古人員辨認和考證，郴州簡牘記載了西晉惠帝年間（290年—306年）桂陽郡的政府機構設置、郡縣治理、地理交通、人口與賦稅、土地與物產、祭祀習俗等內容，是反映西晉時期郴州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百科全書”。

為什么郴州簡牘能保存至今？郴州市博物館研究員羅勝強介紹，這主要是因為其材質大多為杉木而非竹質，杉木氣味芳香，不僅能防腐抗蟲，還特別耐水浸泡。

羅勝強說，當時“八王之亂”的戰火一度燒到郴州一帶，或許是為了讓這批官府文件免遭破壞，情急之下，桂陽郡官府將其深藏于廢棄的水井中。密封的古井仿佛一個天然冰箱，水的浸泡又將簡牘與外界隔離，這才使簡牘完整地保存到現在，千年之后重見天日。

戶調制鼓勵家庭生產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中國暫時結束南北分裂的局面，進入短暫的統一，農業生產慢慢恢復，人口數量慢慢增加，帝國的行政秩序又趨向穩定。從晉簡的記載來看，即使在當時地處偏遠的桂陽郡，也能看到經濟恢復發展的勃勃生機。

出土晉簡C3-6記載“詔書民生在勤勤則不遺游業惰農鮮不為”，意思是朝廷頒布政令要求地方官員勸農勤于耕作，不可舍本逐末，表明當時桂陽郡重視農業生產、鼓勵農耕。還有晉簡記載“土地生熊虎豹蛇蜈蚣蠭能毒害人陸生之屬”“土地養畜牛馬羊豬犬鵝雞鴨”，表明桂陽郡當時的物產豐富，民眾生活相對有保障。

羅勝強介紹，當時，社會經濟尚待恢復，為解決多年戰亂導致的土地荒廢和士族豪強強占土地等問題，晉武帝司馬炎延續實施了曹魏時期推行的戶調令。如晉簡C1-80記載，“出限外水陸田合六百一十二頃六十三畝半不應收租”“今年戶調綿絹賈布七千八百八十五匹二丈別收責付庫”等，可以看出當時西晉在田租之外，征收戶調，戶調按戶征收，征收的形態包括綿、絹、錢幣等。

西晉有一套嚴密的稅收管理制度。晉簡“主簿被曹敕符”記載，主簿作為桂陽郡重要屬吏，掌管當地政府的文書事務，負責記錄與核算賦稅數據，整理匯總明細。在稅收入庫環節，地方政府會安排專門人員負責將征收上來的賦稅押送至關口倉庫。庫曹則承擔著倉庫管理的職責，負責接收、存儲各地押送來的賦稅物資。庫曹要確保稅收入庫后不能被盜、被挪用或因保管不善而受損。

西晉采用“九品混通”的辦法征收賦稅，即依據資產多寡將農戶分為九等，不同等次的農戶稅收負擔不同。《晉書》記載，“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即16歲以上、60歲以下男子為戶主的編戶，每年繳納絹三匹、綿三斤；女子或者13歲以上不滿16歲男子、61歲到65歲男子為戶主的編戶繳納戶調減半；邊遠地區的居民只需要繳納上述規定數額的2/3，極偏遠地區的只需要繳納1/3。由于戶調制是按戶征收，農戶可以通過不分家來減少稅收負擔，一戶有幾個男丁也只需要繳一戶的賦稅。因此，戶調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流動人口固定下來從事農業生產，讓原本大批沒有編戶的人口得以納入戶籍，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戶調制鼓勵形成以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相結合為特征的小農家庭，西晉時期的手工業因而得到發展。據郴州簡牘記載，當時桂陽郡除了有鍛工、醫工外，還有捕虎工、酒工、武吏等職業。晉簡上“呈鄉獻酒官”“口一千七百卌八采銀夫”等記載，表明當時的桂陽郡釀酒業、采礦業發達。晉簡上的“一所土中有沙石，可燒鑄為銀”，介紹了白銀的冶煉方法，表明當時桂陽郡冶煉技術比較成熟。

民不聊生的“短命王朝”

經歷三國時期的連年戰亂后，西晉盡管推出了一些休養生息的政策，后來卻未能持續執行，對百姓的剝削力度反而加大。

比如，曹魏時期的屯田制被破壞后，當時拋荒的田地很多，西晉朝廷希望百姓去開墾荒地確定自己的土地所有權，于是頒布占田制這種新的土地稅賦制度。根據這一制度，16歲—60歲的男丁占田面積上限為70畝，田租上限為每畝8升田谷，加上戶調絹3匹、綿3斤。既保障了政府收入，又保護了士族特權。這個制度設計初衷很好，但很不完善。比如一品官員可以占用的土地面積為50頃，官職每降低一品，可以占用的土地面積就減少5頃，但是官員無論品級，都不用繳田租、不用繳戶調。西晉許多官員、世家利用政策空子，大肆兼并土地，財富積累達到驚人的地步。

羅勝強介紹，由于土地大量被官僚地主階級侵占，西晉農民為了生存不得不向官府租佃土地，也有農民因繳不起田租而逃亡。郴州簡牘記載，“今年應田租者八百四頃五十六畝六十步定入租谷三萬二”。西晉時期，農民比曹魏時期受到更大的剝削，官僚地主想方設法侵占更多土地，官員士族爭權奪利，民不聊生，流民起義不斷，西晉最終在南下北方民族的打擊下“短命而亡”。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湖南省稅務局、國家稅務總局郴州市稅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