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芹

在我家里，珍藏著兩本“安徽省三八紅旗手”證書：一本是母親的，落款時間是1986年10月，那年母親42歲，我剛滿18歲；另一本是我的，落款時間是2020年11月，那年我52歲，母親76歲。

母親的言傳身教照亮我前行之路

母親出生在20世紀40年代貧瘠的皖南山區，因為條件艱苦，她的求學之路充滿坎坷。明人宋濂追憶自己早年求學經歷的文章《送東陽馬生序》，也是母親讀書時的寫照。母親上學要走30多里山路，平時在學校寄宿，一日三餐吃的是從家里背來的山芋，草鞋對那時的她而言都是奢侈品。為積攢學費，母親在學業之余撿毛栗、挖竹筍、養小鴨，賣了換錢。但即便如此，有一年到了開學時，她仍湊不齊學費，只能輟學在家，是班主任王老師幫她墊付了學費，又親自上門接她返校。母親至今無法忘記那一天飄著鵝毛大雪的情景，師生倆往學校一路跋涉。初中畢業那年，在班主任的鼓勵下，母親考上了蕪湖中醫學校，走出了大山。每每回憶起在求學路上幫助過自己的恩師，母親總是滿懷感激。

母親深知醫者責任重大，也深感醫海無涯。20世紀80年代初，母親爭取到了去安徽省中醫學院進修的機會。盡管人到中年，母親依然刻苦鉆研，最難的醫古文課，她以98分的高分名列全班第一！那天母親得知成績時露出的笑容，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畢業后，母親曾長期工作在滁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現滁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醫院地處城鄉接合部，病患多是農民，給他們看病用藥，母親特別考慮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也因此贏得了患者深深的信賴。母親常說：“要對得起良心！”多年來她始終如此。

今年是母親從醫60年，“醫者仁心”是母親不變的信念。平日在望聞問切中她十分關注患者的心理狀態，對于情緒低落的患者，總是因勢利導、耐心勸慰，也因此和很多患者成了朋友。對于患者送來的錦旗，母親從不張揚。她總說，我是醫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工作。正是憑借著這份為病患著想的真心和救死扶傷的專業技術，母親在1986年被授予“安徽省三八紅旗手”稱號。在疫情期間，她仍堅守工作崗位，作為一名白衣戰士戰斗在救死扶傷的第一線。如今母親已是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鑠，笑顏平和，每日坐診，風雨無阻。

母親身上有很多閃光點：堅韌、善良、勤勉、敬業……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我逐漸長大，成為家鄉一名基層稅務人員。

兩份證書背后的溫暖接力

1991年7月，稅收專業畢業的我被分配到滁州市一個農村稅務所做會計工作。1993年4月，我從農村稅務所調到滁州市稅務局第一直屬分局，從事稅收征管工作，確保完成每月稅收任務是我那時的第一目標。

當時，轄區有一家小吃店，老板60多歲，雇了一個店員。我接手轄區稅收管理工作時，恰逢要核定當年第三季度營業額。為了弄清楚小店實際營業情況，我去小店蹲點。看著來來往往的客人，我以為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于是調高了小店的營業額。過了一段時間，我調整到別的工作崗位。有一次，我在街上偶遇老人，看著老人蹣跚的背影，我突然想起當年到他的小店核定營業額的事，不知自己當時核定得是否準確。

不久，我主動找到小店原來的店員。店員說，老人后來生病了，小店只能關門轉讓。從店員那里我得知第三季度是小店經營的淡季，我核定的營業額稍高。聽著店員的敘述，我陷入思考，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和納稅人繳費人息息相關，今后開展工作一定要更實更細。

那之后，我時常提醒自己要更多地站在納稅人繳費人的角度想問題、辦事情，工作中總是將心比心，力求用溫暖的服務贏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國地稅合并，我當選為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第一屆婦委會主任。隨著工作經歷的增加，我更加懂得母親那本“安徽省三八紅旗手”證書的分量。

還記得疫情防控的那些日日夜夜，和我一同堅守在崗位上的稅務“巾幗”，她們是母親、妻子、女兒，但在疫情防控面前，她們褪去了身份和稱謂，在社區、街頭、辦稅服務廳，用實際行動勾勒出最美逆行者的模樣。2020年，我被授予“安徽省抗疫三八紅旗手”稱號，當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忽然間明白，這份榮譽，其實是母親作為榜樣對我言傳身教的一份溫暖回應，也是兩代人接續奮斗的最好印證，繼續牽引我迎難而上，勇往直前。

柜子上，相隔34載的兩張證書整齊排列。如今，我也步入了知天命之年。時間可以改變容顏，歲月能夠磨平棱角，可那些從母親那里傳承而來的善良與堅韌，依然在歲月的沉淀中散發著溫潤的光。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滁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