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芹
在我家里,珍藏著兩本“安徽省三八紅旗手”證書:一本是母親的,落款時間是1986年10月,那年母親42歲,我剛滿18歲;另一本是我的,落款時間是2020年11月,那年我52歲,母親76歲。
母親的言傳身教照亮我前行之路
母親出生在20世紀40年代貧瘠的皖南山區,因為條件艱苦,她的求學之路充滿坎坷。明人宋濂追憶自己早年求學經歷的文章《送東陽馬生序》,也是母親讀書時的寫照。母親上學要走30多里山路,平時在學校寄宿,一日三餐吃的是從家里背來的山芋,草鞋對那時的她而言都是奢侈品。為積攢學費,母親在學業之余撿毛栗、挖竹筍、養小鴨,賣了換錢。但即便如此,有一年到了開學時,她仍湊不齊學費,只能輟學在家,是班主任王老師幫她墊付了學費,又親自上門接她返校。母親至今無法忘記那一天飄著鵝毛大雪的情景,師生倆往學校一路跋涉。初中畢業那年,在班主任的鼓勵下,母親考上了蕪湖中醫學校,走出了大山。每每回憶起在求學路上幫助過自己的恩師,母親總是滿懷感激。
母親深知醫者責任重大,也深感醫海無涯。20世紀80年代初,母親爭取到了去安徽省中醫學院進修的機會。盡管人到中年,母親依然刻苦鉆研,最難的醫古文課,她以98分的高分名列全班第一!那天母親得知成績時露出的笑容,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畢業后,母親曾長期工作在滁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現滁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醫院地處城鄉接合部,病患多是農民,給他們看病用藥,母親特別考慮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也因此贏得了患者深深的信賴。母親常說:“要對得起良心!”多年來她始終如此。
今年是母親從醫60年,“醫者仁心”是母親不變的信念。平日在望聞問切中她十分關注患者的心理狀態,對于情緒低落的患者,總是因勢利導、耐心勸慰,也因此和很多患者成了朋友。對于患者送來的錦旗,母親從不張揚。她總說,我是醫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工作。正是憑借著這份為病患著想的真心和救死扶傷的專業技術,母親在1986年被授予“安徽省三八紅旗手”稱號。在疫情期間,她仍堅守工作崗位,作為一名白衣戰士戰斗在救死扶傷的第一線。如今母親已是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鑠,笑顏平和,每日坐診,風雨無阻。
母親身上有很多閃光點:堅韌、善良、勤勉、敬業……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我逐漸長大,成為家鄉一名基層稅務人員。
兩份證書背后的溫暖接力
1991年7月,稅收專業畢業的我被分配到滁州市一個農村稅務所做會計工作。1993年4月,我從農村稅務所調到滁州市稅務局第一直屬分局,從事稅收征管工作,確保完成每月稅收任務是我那時的第一目標。
當時,轄區有一家小吃店,老板60多歲,雇了一個店員。我接手轄區稅收管理工作時,恰逢要核定當年第三季度營業額。為了弄清楚小店實際營業情況,我去小店蹲點。看著來來往往的客人,我以為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于是調高了小店的營業額。過了一段時間,我調整到別的工作崗位。有一次,我在街上偶遇老人,看著老人蹣跚的背影,我突然想起當年到他的小店核定營業額的事,不知自己當時核定得是否準確。
不久,我主動找到小店原來的店員。店員說,老人后來生病了,小店只能關門轉讓。從店員那里我得知第三季度是小店經營的淡季,我核定的營業額稍高。聽著店員的敘述,我陷入思考,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和納稅人繳費人息息相關,今后開展工作一定要更實更細。
那之后,我時常提醒自己要更多地站在納稅人繳費人的角度想問題、辦事情,工作中總是將心比心,力求用溫暖的服務贏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國地稅合并,我當選為國家稅務總局滁州市稅務局第一屆婦委會主任。隨著工作經歷的增加,我更加懂得母親那本“安徽省三八紅旗手”證書的分量。
還記得疫情防控的那些日日夜夜,和我一同堅守在崗位上的稅務“巾幗”,她們是母親、妻子、女兒,但在疫情防控面前,她們褪去了身份和稱謂,在社區、街頭、辦稅服務廳,用實際行動勾勒出最美逆行者的模樣。2020年,我被授予“安徽省抗疫三八紅旗手”稱號,當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忽然間明白,這份榮譽,其實是母親作為榜樣對我言傳身教的一份溫暖回應,也是兩代人接續奮斗的最好印證,繼續牽引我迎難而上,勇往直前。
柜子上,相隔34載的兩張證書整齊排列。如今,我也步入了知天命之年。時間可以改變容顏,歲月能夠磨平棱角,可那些從母親那里傳承而來的善良與堅韌,依然在歲月的沉淀中散發著溫潤的光。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滁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稅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