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

今年夏天，我參加了福建省注冊稅務師行業在陜西延安干部學院舉辦的基層黨組織書記、黨務工作者培訓班，第一次走進了魂牽夢縈的革命圣地——延安，實地接受了一場偉大抗戰精神的洗禮。

抗戰的“燈塔”

1938年，全面抗戰進入第二年，祖國山河已大半淪陷。艱難苦戰中，抗日局勢將何去何從？中國會亡國嗎？中國能速勝嗎？一連串的問號，像一個個風中搖曳的火苗，懸在萬千國人心頭。

此時的陜北高原，春寒料峭。鳳凰山腳的一孔窯洞里，油燈長明，徹夜不熄。一個高大瘦削的身影被燈火拉長，投在粗糲的土壁上。45歲的毛澤東幾乎不眠不休，連續8天9夜寫就了近5萬字的雄文。在這篇名為《論持久戰》的文章里，他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用冷靜透徹的分析，清晰而堅定地回答了世人的困惑——“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他以極具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勾勒出抗日戰爭發展演變的3個階段：防御、相持、反攻，得出了“我必勝、敵必敗”的科學論斷。

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時刻，這束延安窯洞中閃耀的思想星火，宛若茫茫暗夜中的一座燈塔，為在苦難中掙扎的中國人，照亮了必然通往勝利的航向。

革命的“熔爐”

抗戰時期的延安，交通不便、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一切的困難，都不能阻擋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沖破重重封鎖，跋山涉水奔赴延安的腳步。“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這是詩人何其芳筆下當時延安的景象。他們中間，既有身著西裝的學者，也有腳穿草鞋的農村青年，但心懷同一個信念而來。

當時的延安，是紅軍和抗日游擊力量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總指揮部。而設在老城二道街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這座為適應抗戰形勢而更名的學府，最為愛國青年們所向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登上抗大講臺，發出了抗日救國的動員令：“學好本領，好上前線去！”“七七事變”翌日，中共中央即通電全國：“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并要求抗大二期學員立即結束學習，于8月畢業奔赴抗日前線。毛澤東在畢業證上題詞：“勇敢、堅定、沉著，向斗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

希望的火種，就這樣從延安播撒向全國，逐成燎原之勢。到1938年底，已有1.5萬人涌入抗大學習。整個抗戰期間，抗大總校共招生8期，并在各根據地創辦分校12所，秉承“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抗大校訓，培養出10萬多名德才兼備的干部，成為鍛造抗日將才的“大熔爐”。

精神的“坐標”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一開始即詼諧地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兩支隊伍必須團結合作，協同作戰。”前者指的是“手里拿槍的軍隊”，后者則是指“文化的軍隊”。

魯迅藝術文學院舊址位于延安城北橋兒溝。四面的山坡上，還留有當年師生們親手挖出的窯洞宿舍。他們因陋就簡，以苦為樂，創作了一大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力作，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

魯藝校園中，冼星海的居所仍然保持著當年的舊貌，一桌一床，簡樸如斯。1939年春，冼星海在這里用6天6夜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全部譜曲，公演后，轟動延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這一聲聲呼喚民族覺醒的高原驚雷，響徹華夏大地。《當敵人搜山的時候》《努力織布，堅持抗戰》《保衛家鄉》等來源于抗戰時期斗爭和生活的畫作，穿過戰火硝煙，撥動萬眾心弦。歌聲、畫作，還有創作了充滿昂揚斗志和樂觀精神文學作品的周揚、丁玲、周立波、艾青、蕭軍、劉白羽、吳伯簫等等，從此深深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抗戰記憶里。

“從軍殺敵，以筆為槍，正義宣傳參與政治戰；為國犧牲，血花齊灑，英勇楷模是為藝術光。”這是1942年7月，朱德同志為魯藝殉難校友送的挽聯，生動地詮釋了烽火硝煙的歲月中，延安文藝界用自己的手中筆，御外侮、激斗志，為全民族抗戰奏響的一曲曲慷慨壯歌。

80年光陰倏忽而逝。夜幕下的延安城，車水馬龍、霓虹璀璨。炮火紛飛的日子早已遠去，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過著和平安寧的生活。然而，這座英雄的城市在炮火與硝煙中淬煉出的精神，歷盡歲月滄桑，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踔厲奮發、勇毅前行。

（作者：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國家稅務總局莆田市稅務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