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和案例法學研究會于上海舉辦的第九屆稅務司法理論與實踐論壇上，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等高校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上海鐵路運輸法院等部門，以及盈科律師事務所等涉稅服務機構的幾百名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有關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這些問題均來自論壇發布的10個2024年度影響力稅務司法審判案例，反映了稅務司法審判中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其判決導向對推動稅收法治建設、規范稅務司法實踐、促進納稅人守法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王某與上海市稅務局等不予退稅決定案

［（2024）滬03行終133號］

案情

2015年至2016年，自然人股東王某轉讓其持有的某公司股權，股權轉讓對價為現金和受讓公司的股份，并與受讓公司簽訂業績承諾補償協議，承諾標的公司凈利潤目標及補償安排，如約定的補償條件觸發，甲方按照總價1元回購應補償股份并按照有關法律規定予以注銷。至2017年11月，王某就股權轉讓所得共繳納個人所得稅1.14億元。因標的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凈利潤未達標，王某按協議補償公司股份約2744.87萬股。2022年10月，王某以其股權轉讓交易多申報和繳納個人所得稅為由，向上海市稅務局申請退稅5374.47萬元。稅務局認為其不符合誤收多繳稅款應退稅情形，不予退稅。王某提起行政復議、訴訟，認為其股權轉讓合同至補償發生時尚未履行完畢，收入尚未實現，所繳稅款系預繳，對賭失敗導致退回的股份應從已申報的股權轉讓收入中扣除，已繳稅款應退還。一審、二審法院均駁回其訴求。一審認為：王某股權轉讓交易的應稅事實已經完成，納稅義務在交易完成時已確定，補償股份的行為產生新的行政法律關系，不改變原股權轉讓的應稅事實，且王某于2022年申請退稅，已超過稅收征管法第51條規定的3年期限。二審認為：第一，王某的股份補償屬于對經營風險的彌補，而非股權轉讓對價的調整。個人所得稅法上的財產轉讓所得不采用預繳匯算模式，補償行為不改變原股權轉讓的應稅基礎。第二，稅收征管法第51條僅適用于多繳稅款退還，而本案無多繳稅情形，且個人所得稅法無對賭失敗退稅規定，故王某無退稅權利。第三，法院提出本案的股權轉讓及利潤預測補償模式體現了投融資交易的創新，建議稅務部門優化政策以適應新型經濟業態，促進公平和高質量發展。

評析

評委推選本案的理由是，這是一起典型的因對賭失敗引發的退稅爭議案件，核心在于補償義務是否影響整體股權轉讓所得確定及能否退稅。法院基于計稅基礎和對現行稅法規則的分析，認為本案的補償股份屬經營風險補償，不改變原股權轉讓應稅事實，現行稅法未將對賭補償納入退稅機制，故稅務機關不予退稅決定合法。該案判決既堅守稅法明定的規則，又對稅務部門提出了優化政策以適應新型交易模式的建議。本案反映出的稅法漏洞應如何填補、如何彌合法律規則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張力值得深入探討。

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席曉娟認為，本案的核心在于對賭協議與資產轉讓協議關系，判決為類似案件提供了專業視角。她表示，股權轉讓與對賭協議應視為獨立合同，納稅義務應在股權轉讓完成時即產生，后續對賭補償屬風險補償，與納稅義務無直接關聯。

德恒律師事務所高級顧問易明說，因對賭協議退稅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稅務機關與納稅人陷入“依法行政”與“實質公平”的兩難境地。她認為，行政法中的合理性、適當性原則應成為解決爭議的重要依據，可借鑒典型案例經驗，通過實質課稅原則和比例原則平衡政策剛性與經濟實質。

附：

王某與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等不予退稅決定及行政復議決定二審行政判決書

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決　書

（2024）滬03行終133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王某1，男，1987年4月19日出生，漢族，住北京市朝陽區。

委托代理人寇某，某某律師事務所1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青浦區稅務局，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區。

法定代表人徐某，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青浦區稅務局局長。

出庭應訴行政機關負責人王某2，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青浦區稅務局副局長。

委托代理人魯某，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青浦區稅務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丁某，某某律師事務所2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

法定代表人程某，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王某3，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龔某，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工作人員。

上訴人王某1因訴被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青浦區稅務局（以下簡稱青浦稅務局）不予退稅決定及被上訴人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以下簡稱市稅務局）行政復議決定一案，不服上海鐵路運輸法院（2023）滬7101行初518號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24年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4年4月11日召開庭前會議，并于2024年6月3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王某1的委托代理人寇某，被上訴人青浦稅務局出庭應訴負責人王某2及委托代理人魯某、丁某，被上訴人市稅務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某3、龔某均到庭參加訴訟。各方當事人曾同意本院主持調解，但因各方調解方案差距過大，本案調解未成。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查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案外人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與王某1、案外人袁某某簽訂《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的協議》（以下簡稱《購買資產協議》）、《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的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以下簡稱《利潤預測補償協議》）、補充協議等，約定某某公司1（以下簡稱某某公司1）資產評估基準日為2015年12月31日。某某公司以交易對價115，000萬元購買王某1、袁某某各持股50％的某某公司1股權，支付方式為支付現金及發行股份。王某1出讓某某公司1股權的現金對價為25，000萬元，股票對價為32，500萬元。王某1、袁某某承諾某某公司12016－2019年度凈利潤目標分別不低于一定金額。若某某公司1未達到承諾凈利潤數，王某1、袁某某須按照協議約定進行補償。2016年9月8日，王某1收到某某公司的現金對價25，000萬元。某某公司另向王某1定向發行16，598，569股股票。2016年9月12日，上述股票預登記至王某1名下。同月26日，上述股票最終登記到賬，王某1正式列入某某公司股東名冊。2018年4月25日，某某公司實施2017年度權益分派方案“每10股轉增10股”，王某1持有股票變為33，197，138股。2017年3月，王某1由某某公司1作為代某就現金對價款繳納個人所得稅5，000萬元。青浦稅務局稽查局于2017年9月13日至2017年11月1日對王某1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間的納稅情況進行了檢查，后作出滬地稅青稽處（XXXX）XX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以下簡稱2018稅務處理決定），責令王某1補繳個人所得稅6，400萬元，告知王某1可自上述款項繳清或者提供相應擔保被稅務機關確認之日起六十日內依法向青浦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王某1實際于2017年11月15日針對前述股票對價部分補繳個人所得稅6，400萬元，王某1未就2018稅務處理決定提起行政復議。

因某某公司12018年度、2019年度凈利潤未達標，某某公司發布關于回購某某公司1未完成業績承諾對應補償股份的公告，2018年度王某1補償20，730，949股股份，2019年度王某1補償6，717，799股。2021年3月8日，某某公司發布關于重大資產重組項目涉及補償股份部分注銷完成的公告，已完成2018年度王某1及袁某某業績補償股份的回購注銷手續。2021年12月17日，某某公司發布關于某某公司1業績承諾應補償股票回購注銷事項的進展公告，王某1向某某公司補償的6，717，799股股份已于2021年3月4日注銷。

2022年10月11日，王某1認為其股權轉讓交易多申報和繳納個人所得稅53，744，652.18元，向青浦稅務局申請退還。青浦稅務局于同日受理，經審查于同年11月8日作出滬青稅稅通〔2022〕1990XX號《稅務事項通知書》（以下簡稱被訴不予退稅決定），認為王某1不符合誤收多繳稅款應退稅情形，決定不予退稅，并向王某1送達。王某1不服，向市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市稅務局于2023年1月8日受理，并向王某1、青浦稅務局分別送達受理通知書、提出答復通知書。同月19日，青浦稅務局提交行政復議答復書及相關證據材料。2023年2月22日，市稅務局作出延期審理通知書，決定延長復議審理期限30日，并向王某1、青浦稅務局送達。期間王某1提出閱卷申請，市稅務局于2023年3月1日收到，聯系王某1確認閱卷時間，約定的閱卷當日王某1告知市稅務局取消閱卷。2023年3月16日，市稅務局作出滬稅復決字〔XXXX〕X號《稅務行政復議決定書》（以下簡稱被訴復議決定），維持被訴不予退稅決定，并向王某1、青浦稅務局送達。王某1仍不服，訴至原審法院，請求撤銷被訴不予退稅決定和被訴復議決定。

原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第五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以下簡稱《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青浦稅務局與市稅務局分別具有作出被訴不予退稅決定及被訴復議決定的法定職權。青浦稅務局于2022年10月11日受理王某1提出的退稅申請，經審查后于同年11月8日作出被訴不予退稅決定并向王某1送達，程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等相關規定，王某1對此亦不持異議。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王某1以對賭失敗補償股份導致股權轉讓所得利益減少為由申請退稅，青浦稅務局作出被訴不予退稅決定認定事實是否清楚、適用法律是否正確。對此，原審認為，王某1是否符合超過應納稅額予以退稅的情形，可從股權交易應稅事實判斷、利潤補償是否影響應稅金額確定、退稅申請期限計算等三方面進行審查。

第一，關于案涉交易應稅事實的判斷。根據當時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2011年修正）（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九）項規定，財產轉讓所得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該法第六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財產轉讓所得，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費用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根據當時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2011年修訂）（以下簡稱《個稅法實施條例》）第八條第一款第（九）項規定，財產轉讓所得，是指個人轉讓有價證券、股權、建筑物、土地使用權、機器設備、車船以及其他財產取得的所得。該條例第十條規定，個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現金、實物、有價證券和其他形式的經濟利益。根據上述規定，個人轉讓股權份額應以財產轉讓所得為基準繳納個人所得稅，股權轉讓即構成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應稅事實。王某1向某某公司轉讓其所持有的某某公司150％股權，某某公司向王某1分別支付現金對價25，000萬元、股票對價32，500萬元，故本次交易符合股權轉讓應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情形，應稅事實明確。王某1認為，針對該應稅事實，其所繳納的稅款屬于預繳性質，缺乏依據。

第二，王某1因利潤未達預期約定向某某公司補償股份是否影響應稅金額確定。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個稅法實施條例》有關應稅事實的規定，發生股權轉讓屬于應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情形，納稅人在收到轉讓收入后根據所得額、稅率等向稅務機關繳納稅款。股權轉讓收入已確定并據此繳納個人所得稅后發生股權變動的，與此前的股權轉讓不屬于稅收征管上的同一法律關系，構成新的應稅事實，符合納稅條件的，應就新的股權變動繳納稅款。某某公司支付給王某1的股票對價于2016年9月12日完成預登記，并于同月26日完成登記，王某1成為某某公司的股東，于2017年11月15日繳納股票對價部分的個人所得稅。后因某某公司12018年度、2019年度凈利潤未達標，某某公司回購并注銷王某1所持有的股份，該情形并未改變應稅事實確定，系發生了新的行政法律關系，王某1主張應按一次交易來確定應稅事實和納稅金額，無法成立。王某1提出的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67號《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2014年67號文）第九條規定系對股權轉讓收入范圍的界定，王某1以對賭失敗為由要求進行退稅，不屬于上述規定的調整范圍。

第三，王某1的退稅申請是否超過三年期限。根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納稅人自結算繳納稅款之日起三年內發現的，可以向稅務機關要求退還多繳的稅款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稅務機關及時查實后應當立即退還。王某1于2017年11月15日繳納股票對價個人所得稅6，400萬元，于2022年向稅務機關申請退稅，已然超過了上述納稅人可以申請退稅的期限。王某1主張應從2021年最后一次補償某某公司股份的時間開始計算申請期限，不符合上述規定。

綜上，青浦稅務局經審查后，在目前尚無明確法律規定案涉情形應予退稅的情況下，依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條、《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之規定作出被訴不予退稅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市稅務局收到王某1的復議申請后，于法定延長期限內作出被訴復議決定，維持被訴不予退稅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王某1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根據及法律依據，法院無法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九條規定，原審法院于2024年1月2日判決駁回王某1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王某1負擔。判決后，王某1不服，上訴至本院。

上訴人王某1上訴稱：第一、一審法院法律適用錯誤，一審法院依據的《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條和《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系關于退稅的程序性規定，不是退稅的實體依據。本案中，上訴人申請退稅的實體依據是2014年67號文第九條。另外，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收回轉讓的股權征收個人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5］130號）（以下簡稱130號批復），如股權轉讓合同未履行完畢，則股權轉讓行為沒有完成，收入也未完全實現，不應繳納個人所得稅。第二，一審法院事實認定錯誤，某某公司的股份回購行為是對股權轉讓交易對價的調整行為，并非單獨的交易行為。稅法法律評價應建立在民事法律評價的基礎上，對賭協議的合法性已經在民事法律評價中獲得確認。稅務機關征稅應當充分尊重交易本身的民事安排，本案不具備否定民商事交易的基礎。本案中，對賭失敗導致退回的股份應當從已經申報的股權轉讓收入中扣除，相應的，已經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也應當退還。一審法院認為某某公司回購股份，系發生了新的行政法律關系，屬于認定錯誤；且一審判決認定某某公司以1元每股的價格回購，構成明顯的事實認定錯誤。第三、上訴人申請退稅未超過三年。2018年稅務處理決定沒有要求上訴人王某1繳納滯納金，說明王某1無論就現金對價部分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還是股票對價部分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都屬于預繳性質，稅款結算時點應該是王某1最后一次股份補償給某某公司的6，717，799股股份在某某公司2完成注銷的時點，即2021年3月4日。故王某1于2022年10月申請退稅，并沒有超過《稅收征管法》規定的三年期限。此外，本案如不予退稅，涉案股權交易的實際稅率高達37.84％，屬于暴力征稅行為。綜上，原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故上訴人請求撤銷原審判決，改判支持其原審訴求。

被上訴人青浦稅務局辯稱：第一，2014年67號文的第九條，僅針對后續的收入，無法推論出后續虧損應當退稅的結論，上訴人王某1主張的退稅依據是不存在的。第二，上訴人轉讓某某公司1股權，獲得某某公司的股份，某某公司股份登記至上訴人名下時，上訴人即完成了與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所對應的股權轉讓交易，我國稅法上對對賭協議的稅務處理沒有特別安排，針對本案股權轉讓交易情形，最新的規定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財稅〔2015〕41號《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以下簡稱財稅〔2015〕41號文）。第三，上訴人之前繳納的合計1，1，400萬元的個人所得稅稅款不屬于預繳性質。稅法上規定的“預繳”需由法律明確規定，目前《個人所得稅法》中明確存在預繳加匯算方式繳納稅款的應稅所得項目，僅包括針對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及個人的經營所得。綜上，青浦稅務局作出被訴不予退稅決定，主體合法、程序正當、適用法律正確，認定事實清楚，并無不當。請求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市稅務局辯稱，市稅務局依據《行政復議法》（2017年修正）《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等規定，依法履職，程序合法正當，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訴訟請求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請求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認定基本事實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2015年12月18日，案外人某某公司作為甲方與王某1、案外人袁某某作為乙方簽訂《購買資產協議》。關于標的資產作價部分，雙方同意，標的資產交易價格不超過115，000萬元，交易價格以《資產評估報告》的評估結果為依據，由雙方協商確定。在最終交易價格確定后，簽署補充協議明確交易價格并同時簽署《業績承諾補償協議》，約定乙方對某某公司1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經營業績承諾及補償安排等事項。關于交易中乙方取得對價的安排，雙方同意，乙方擬出讓某某公司1100％股權所取得對價中的56.5％由甲方以發行股份的方式購買，另外43.5％由甲方以現金方式購買。其中，王某1對某某公司1出資額500萬元，轉讓股權后獲得現金對價為25，000萬元，股票對價為32，500萬元，合計57，500萬元。同日，雙方簽訂《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約定利潤補償期間、利潤補償方式及數額等。關于保證責任及盈利預測與承諾，乙方保證，某某公司1在利潤補償期間實現的凈利潤數不低于乙方承諾某某公司1在利潤補償期間實現的凈利潤數。乙方承諾，某某公司12016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6，000萬元，2017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7，000萬元，2018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9，000萬元。其中5.4條約定，如5.1條約定的補償條件觸發，甲方按照人民幣總價1元回購補償方持有的該等應補償股份并按照有關法律規定予以注銷，并以書面方式通知補償方。

2016年3月7日，某某公司作為甲方與王某1、袁某某作為乙方簽訂《購買資產協議之補充協議》，約定將《購買資產協議》2.1條修改為“……以2015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某某公司1股東全部權益的評估值為115，295萬元。以前述資產評估報告的評估值為基礎，經公司與交易對方公平協商后確定公司就購買標的資產需支付的交易總對價為115，000萬元?！蓖?，雙方簽訂《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約定《利潤預測補償協議》3.2條修改為“……參考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某某公司3出具的《某某有限公司擬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收購上海某某公司1科技有限公司股權涉及的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滬申威評報字〔2016〕第0058號），經過雙方協商，乙方承諾，某某公司12016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6，000萬元，2017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7，000萬元，2018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9，000萬元?！?/p>

2016年6月2日，雙方簽訂《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二）》，約定在《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中添加5.5條，主要內容是承諾期限屆滿后的減值測試及補償。

2016年6月22日，雙方簽訂《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三）》，約定將2.2條修改為“……利潤補償期間為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將3.2條修改為“……乙方承諾，某某公司12016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6，000萬元，2017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7，000萬元，2018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9，000萬元，2019年度凈利潤不低于人民幣11，000萬元?！眲h除承諾期限屆滿后的減值測試及補償條款。同時，還約定將《購買資產協議》12.1條、12.2條約定的鎖定期從三期修改為兩期。

根據某某公司2019－90號《關于重大資產重組項目涉及補償股份注銷完成的公告》，因未完成2018年度業績承諾，某某公司1原股東袁某某、王某1合計應補償公司21，928，087股股份。2018年度袁某某實際補償1，197，138股股份，王某1補償20，730，949股股份?；刭徔們r1元，且已經在2019年8月15日完成回購注銷手續。

根據某某公司2020－34號《某某公司關于回購注銷某某公司12019年度未完成業績承諾對應補償股份的公告》，因未完成2019年度的業績承諾，某某公司1原股東袁某某、王某1應當補償股份合計32，969，408股，某某公司將以總價1元回購注銷。根據某某公司2021－08號《某某公司關于重大資產重組項目涉及補償股份部分注銷完成的公告》，某某公司本次回購注銷某某公司1原股東王某1應補償的股份數量共計6，717，799股，占回購前公司總股本的0.64％，回購總價為1元。本次回購的股份已于2021年3月4日在某某公司2完成注銷手續。同時公司將督促相關補償義務人盡快完成剩余需補償股份26，251，609股的回購及注銷工作。

根據某某公司2021－76號《某某公司關于某某公司1業績承諾應補償股票回購注銷事項的進展公告》，尚未完成業績承諾應補償股份回購注銷事項所涉及的補償責任人為袁某某，涉及股份數量為26，251，609股，應補償股份回購注銷完成時間存在不確定性，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本院還查明，本案二審期間，原審法院出具更正裁定書，將原判決書第15頁第13行中的1元每股，更正為總價1元。

以上事實，根據原審中王某1提交的第二組和第四組證據、青浦稅務局提交的某某公司2019－90號公告等證據，并結合各方當事人在二審中的一致陳述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中的爭議焦點是，上訴人王某1因某某公司12018年度、2019年度凈利潤未達標，補償某某公司股份后是否可以主張個人所得稅退稅。該爭議焦點涉及補償義務的履行是否影響涉案股權轉讓所得的確定、個人所得稅的退稅依據等問題。現分述如下：

一、補償義務的履行是否影響案涉股權轉讓所得的確定

本案中，上訴人認為，《購買資產協議》與《利潤預測補償協議》及補充協議等系一攬子關于股權轉讓交易的協議，《利潤預測補償協議》屬于主合同的一部分，屬于對股權轉讓價格的調整，故股權轉讓所得應當在《利潤預測補償協議》履行完畢后最終確定。兩被上訴人認為，《購買資產協議》與《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等協議的履行相互獨立，股權轉讓所得在上訴人獲得現金對價和股票對價后確定。原審法院認為，某某公司回購并注銷上訴人所持有的股份，該情形并未改變應稅事實確定，系發生了新的行政法律關系。

本院認為，第一，從民商事交易形態來看，本案補償股份義務的履行是對某某公司1經營風險的補償，并非是對交易總對價的調整。案涉《購買資產協議》與《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于同日簽訂，且《購買資產協議》中明確同時簽署《業績承諾補償協議》，約定對某某公司1經營業績承諾及補償安排等事項。之后，交易各方又分別簽訂《購買資產協議》與《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的補充協議，其中，《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的補充協議三》還將《購買資產協議》約定的鎖定期從三期修改為兩期。某某公司的系列公告也展示，上訴人履行了股份補償義務，分兩次補償某某公司股份20，730，949股、6，717，799股，某某公司回購總價均為1元，且上述股份相繼在2019年8月15日、2021年3月4日在某某公司2完成注銷登記手續。因此，《購買資產協議》《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以及相關的補充協議、某某公司公告等證據，全面展示了某某公司1原股東王某1與某某公司之間就轉讓某某公司1股權所完成的交易的整體情況。

從《購買資產協議之補充協議》約定內容來看，以2015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某某公司1股東全部權益的評估值為115，295萬元。以該資產評估值為基礎，交易各方確定某某公司購買資產需支付的交易總對價為115，000萬元。在《利潤預測補償協議》關于保證責任及盈利預測與承諾中，交易各方約定了某某公司1各個年度的凈利潤目標值以及未達目標值需補償的約定，但該約定并非是對交易總對價115，000萬元的調整，而是對某某公司1未來經營業績的保證和經營風險的補償安排。2016年6月2日，雙方簽訂《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二）》，約定在《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中添加5.5條，主要內容是承諾期限屆滿后的減值測試及補償。但之后，《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三）》刪除承諾期限屆滿后的減值測試及補償。因此，交易各方在確定交易總對價為115，000萬元后，未對某某公司1的減值進行測試，未對某某公司1估值重新進行調整。雙方約定的凈利潤未達標并不意味著某某公司1估值必然下降?？梢哉f，從本案民商事交易的情況來看，上訴人對某某公司補償股份義務的履行是對某某公司1經營風險的補償，并非是對案涉股權轉讓交易總對價115，000萬元的調整。

第二，從個稅法角度看，上訴人補償股份義務的履行并不改變稅收征管意義上的股權轉讓所得。根據《個稅法實施條例》第八條第一款第（九）項規定，財產轉讓所得，是指個人轉讓有價證券、股權、建筑物、土地使用權、機器設備、車船以及其他財產取得的所得。根據財稅〔2015〕41號文第一條、第五條之規定，個人以非貨幣性資產投資，屬于個人轉讓非貨幣性資產和投資同時發生。因此，上訴人轉讓某某公司150％股權，獲得現金對價和某某公司股票對價，應按照財產轉讓所得項目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其中獲得某某公司股份，屬于個人轉讓非貨幣性資產和投資同時發生。轉讓非貨幣性資產應按評估后的公允價值確認非貨幣性資產轉讓收入。本案中，基于2015年12月31日這一時點資產評估的公允價值，交易各方確定標的資產交易總價為115，000萬元。根據財稅〔2015〕41號文第二條規定，個人以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應于非貨幣性資產轉讓、取得被投資企業股權時，確認非貨幣性資產轉讓收入的實現。2014年67號文第二十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繳義務人、納稅人應當依法在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一）受讓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二）股權轉讓協議已簽訂生效的；（三）受讓方已經實際履行股東職責或者享受股東權益的；（四）國家有關部門判決、登記或公告生效的；（五）本辦法第三條第四至第七項行為已完成的；（六）稅務機關認定的其他有證據表明股權已發生轉移的情形。本案中，就股票對價部分，上訴人應當自2016年9月26日某某公司發行的股份登記在上訴人名下時確定納稅義務發生。此前，上訴人取得的現金對價部分已由某某公司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5，000萬元。因此，從個稅法角度看，上訴人股權轉讓所得及納稅義務在2016年9月已經最終確定。上訴人認為其繳納的11，400萬元稅款屬于預繳性質。但從當時有效的《個人所得稅法》來看，財產轉讓所得不適用預繳制。從現行有效的《個人所得稅法》（2018年修正）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來看，采用預繳加匯算清繳模式的個人所得稅，也僅限于居民個人取得綜合所得或經營所得。因此，上訴人分兩次補償某某公司股份，共獲回購總價2元，該總價雖然與取得股份時的價值存在差額，但無法通過預繳加匯算清繳模式來重新核定應納稅額。

綜上，在民商事交易中，上訴人因履行《購買資產協議》《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等一攬子協議而導致股權轉讓的實際所得減少，但該所得的減少，并非是對股權轉讓交易總對價的調整，而是對經營風險的補償。同時，由于個稅法意義上的個人財產轉讓所得并不采用預繳加匯算清繳的模式，上訴人補償某某公司股份的行為也不改變稅收征管意義上的股權轉讓所得。

二、補償義務的履行是否可以成為退稅的理由

如前所述，上訴人無法通過預繳加匯算清繳模式調整針對股權轉讓所得所繳的稅款，那么，上訴人是否可以以利潤補償賠付股份后造成個人實際最終獲益減少為由，申請退稅。

對此，上訴人認為，2014年67號文第九條規定，納稅人按照合同約定，在滿足約定條件后取得的后續收入，應當作為股權轉讓收入。因此，在滿足約定條件后承擔的虧損，也應當從股權轉讓收入中扣除，繼而所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也應當退還。兩被上訴人認為，2014年67號文第九條僅針對后續的收入，不能引申出后續虧損應當如何結算個人所得稅的結論。上訴人股權轉讓的實際獲益減少，系在納稅義務發生后，基于相應經濟目的履行另行達成的協議約定，不對交易價格產生影響，上訴人不存在多繳納稅款的情形，故不符合退稅條件。原審法院認為，根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納稅人自結算繳納稅款之日起三年內發現的，可以向稅務機關要求退還多繳的稅款。本案中，上訴人于2017年11月繳納股票對價部分的個人所得稅6，400萬元，于2022年10月向稅務機關申請退稅，超過了可以申請退稅的期限。

本院認為，第一，《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條僅適用于超過應納稅額繳納的稅款的退還，本案并不存在多繳納稅款的情形。個人轉讓股權，以股權轉讓收入減除股權原值和合理費用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按財產轉讓所得適用比例稅率20％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本案中，稅務機關針對上訴人57，500萬元的股權轉讓所得，扣除500萬元原值后，適用比例稅率20％合計征收11，400萬元稅款，不存在超過應納稅額繳納的稅款，故青浦稅務局無法依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為王某1辦理退稅。第二，對于《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約定的補償行為，目前個稅法領域并無相應的退稅規定。上訴人認為，《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條是程序性規定，不適用于本案，本案應當參照2014年67號文第九條規定和130號批復精神進行退稅。本院認為，2014年67號文第九條是對股權轉讓收入的確認，并非是關于退稅的規定。根據130號批復，如股權轉讓合同未履行完畢，則股權轉讓行為沒有完成，收入也未完全實現，不應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本案中，某某公司定向發行的股份于2016年9月登記至上訴人名下，上訴人轉讓某某公司1股權所得已確定，股權轉讓行為已經完成，上訴人不存在不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情形。可以說，雖然上訴人股權轉讓的實際獲益最終隨著《購買資產協議》《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等一攬子協議整體履行完畢而確定，但是，在稅收領域，目前尚未針對此類交易模式設計專門的稅收征管安排。第三，上訴人在沒有退稅依據的情形下，不存在超過退稅申請期限之情形?！抖愂照魇展芾矸ā返谖迨粭l規定，納稅人自結算繳納稅款之日起三年內發現多繳稅款的，可以向稅務機關要求退還。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于2017年11月15日繳納股票對價個人所得稅6，400萬元，于2022年向稅務機關申請退稅，超過了上述納稅人可以申請退稅的期限。但如前所述，本案不存在多繳納稅款的情形，無法依據第五十一條辦理退稅，故超過退稅申請期限之說無法成立。

綜上，雖然上訴人王某1與案外人某某公司簽訂并履行《購買資產協議》《利潤預測補償協議》以及補充協議等，可以被交易各方看作整體交易，交易各方可以認為案涉股權轉讓的實際收益在上述一攬子協議履行完畢后最終確定。但在個人所得稅征管領域，個人股權轉讓所得屬于財產轉讓所得，不適用預繳加匯算清繳模式，而是按照20％的比例稅率按月或按次征收個人所得稅。上訴人主張根據第二筆補償股份回購注銷登記時點即2021年3月4日最終確定股權轉讓所得，繼而確定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多收取的部分應當退還，但目前尚未有相應的稅收法律法規或政策文件可以支持該觀點。針對本案的情形，目前沿用的仍是2014年67號文所指的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及財稅【2015】41號文所指的關于個人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簡而言之，因履行補償義務而導致股權轉讓所得實際減少的情形，個人所得稅征管領域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等尚未作出相應的退稅規定。故被上訴人青浦稅務局根據現行法律法規及政策文件，對上訴人王某1的退稅申請經審核后決定不予退稅，并無不當。被上訴人市稅務局受理復議申請后，經審查作出被訴復議決定，維持被訴不予退稅決定，亦無不當。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所涉的股權轉讓和利潤預測補償模式，呈現了投融資各方為解決對目標公司未來發展不確定性而設計的交易新形態。案涉一攬子協議的合法有效履行，有助于提升市場活力，助推經濟發展。為了營造更加規范有序、更顯法治公平的稅收營商環境，建議稅務部門積極調整相關政策，持續優化稅收征管服務舉措，為經濟新業態提供更合理更精準的稅收規則，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

綜上，上訴人王某1的上訴請求和理由，現階段尚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據，本院實難支持。原審判決駁回王某1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應予維持。據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上訴人王某1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丁曉華
審 判 員　朱曉婕
審 判 員　鮑　浩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付　鶴
書 記 員　朱小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