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開的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七屆三次常務理事會議和第七屆學術委員會會議上，多位財稅專家圍繞國內國際稅收熱點問題、國際稅收學術研究問題展開研討交流。本版摘編部分專家發言。

加強跨境服務貿易的增值稅研究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 李旭紅

在全球化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一步提升，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稅源也在發生相應轉移，需要我們加強跨境服務貿易的增值稅研究，完善相關制度。

一是加強消費地原則的落實。我國自全面推開營改增以來，初步構建了以消費地原則為核心的增值稅框架，通過零稅率和免稅政策推動服務貿易出口。2024年頒布的增值稅法規定，當服務或無形資產在境內消費，或銷售方為境內主體時即產生納稅義務。用“消費地”替代傳統的“勞務發生地”標準，更適應數字化交易特征，體現了國際通行的消費地原則。后續在制定增值稅實施條例時，需要重點考慮境內和跨境增值稅制度的銜接等問題。

二是強化數字平臺的責任和義務。我國現行稅法規定，境外實體向境內個人銷售服務時，應遵循與向境內實體提供服務相同的增值稅征收規則，即由購買方承擔扣繳稅款的責任。但是，鑒于個人消費者主動納稅的積極性普遍不高，企業面向消費者（B2C）跨境服務交易模式有效征稅面臨很大挑戰。為此，對于依托數字平臺開展的交易，應明確平臺在稅收征管中的主體責任，原則上將跨境B2C服務中涉及的數字平臺直接視為納稅主體。近日出臺的《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為提升稅收征管的效率與可操作性提供了很好的抓手。但需要注意的是，跨境數字平臺征管問題比境內平臺更為復雜，其中還涉及信息報送跨境、數據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下一步有必要對跨境數字平臺的責任和義務作更為清晰的界定。

三是完善購買方代扣代繳和境內代理人申報制度。我國增值稅法規定，境外單位和個人在境內發生應稅交易，以購買方為扣繳義務人。實踐中，跨境服務貿易往往較為復雜，購買方為大量的境內個人，購買方和境外機構配合履行扣繳義務并不現實。因此，委托境內代理人申報繳納稅款，不失為一種可行方式。

四是加強跨境稅收協作。應在增值稅領域加強避免雙重征稅和雙重不征稅的國際合作。積極推動國際間建立跨境稅收信息共享平臺，構建以消費地原則為核心、規則透明、執行高效的全球增值稅協調體系，為數字經濟下跨境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加強跨境服務貿易的增值稅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斌

近年來，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為數字經濟提供了新的核心驅動力。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在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進一步加速了工業經濟時代向數字經濟時代演進的步伐。

工業經濟時代以基于大機器生產的公司制企業組織形式，以雇傭勞動為主體的就業形式，基于專業化分工的產業組織方式以及生產與消費在空間上的相對分離等為基本特征。

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工業經濟時代的生產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以及生產與消費的聯結方式產生深刻的沖擊和影響。生產的要素組合方式變得更加靈活，傳統的勞動雇傭關系逐漸弱化，自然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邊界日益模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著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稅制改革、國際稅收規則變革與征管協調等改革任務。

此外，隨著數字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為稅務部門提供了涉稅信息搜集處理及納稅服務技術創新和流程優化的巨大空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加快推進智慧稅務建設的要求。稅收征管的數字化轉型是稅制轉型的基礎和關鍵環節，將在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稅制改革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環節，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體現，也是國際間科技、經濟競爭的核心領域。在妥善應對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挑戰的同時，應從戰略高度把握經濟數字化轉型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革命性變革帶來的機遇。為此，應加快探索并逐步推進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稅制改革，進一步促進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為提高我國科技、經濟競爭力創造更好的條件。

當前，應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要求，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全面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優化稅收優惠政策體系，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從長期看，要密切跟蹤數字經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對經濟運行和生產方式的影響，加強數字經濟時代稅制及征管變革的趨勢、路徑和措施的研究，逐步探索推動基于工業經濟時代的現行復合稅制體系向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稅制轉型。

加強跨境服務貿易的增值稅研究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施正文

今年以來，美國政府主張將增值稅納入關稅體系，考慮對實施增值稅制度的國家加征關稅。在國際貿易中，進口商品進入一國境內時，通常需要繳納進口增值稅。據此美國政府認為，進口增值稅的性質與關稅類似，是一種保護主義工具，通過抬高美國商品價格，阻礙美國商品出口，從而對美國企業形成不公平競爭。

正確認識特朗普關稅政策，首先要理解增值稅的中性特征。具體來看，增值稅通過對商品或服務的增值部分征稅，稅負與增值率相匹配，并實行抵扣機制，有效避免重復征稅。留抵退稅等抵扣機制還能夠消除因產業鏈分工等導致的稅負不均，從而確保企業平等競爭。在跨境交易中，進口增值稅具有非扭曲性，按照消費地原則，外國商品在進入本國市場時需繳納與國內商品相同的增值稅，以平衡國內外商品稅負；本國商品在出口時享受退稅或零稅率，確保本國商品不含增值稅地進入國際市場，從而提升本國商品的競爭力。所以說，增值稅對跨國企業貿易的實際影響十分有限，跨國企業一般不會因增值稅制度的差異而改變經營策略。

其次，增值稅與關稅存在本質區別。從制度目的來看，跨境交易的增值稅管轄權主要涉及征稅權分配問題，也就是生產國還是市場國征稅；關稅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國內商品和產業，可視作一種貿易工具。從適用規則來看，增值稅對國內外商品一視同仁，進口環節征收，后期流轉環節可抵扣，而關稅只在進口環節征收且不得抵扣。從經濟影響來看，來自不同國家的進口商品適用統一的增值稅稅率，卻可能適用不同的關稅稅率。可以說，增值稅制度設計的重點在于消除貿易壁壘，關稅則屬于天然的貿易壁壘。

或許有人會提出，美國沒有增值稅，別的實施增值稅制度國家的商品進口到美國，美國憑什么不能加征關稅？這就需要看到，美國雖沒有增值稅，但有在零售環節征收的銷售稅，其制度目的和功能與增值稅類似。從收入目的來看，美國銷售稅作為各州的主體稅種，是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工具。從稅收規則來看，外國商品進口到美國，雖不用繳納增值稅，但到零售環節，同樣需繳納銷售稅，而美國的出口商品也通常免于繳納銷售稅，這與增值稅出口退稅機制相呼應。從稅負轉嫁機制來看，增值稅和銷售稅都是按照消費地原則通過價格機制，由終端消費者承擔稅負。

另外，美國稅制結構是以直接稅為主體，銷售稅等間接稅的占比并不高，這樣的稅制結構可以顯著降低美國企業運營的費用成本。近年來，美國實施了一系列所得稅優惠政策，如大幅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加大對研發活動的稅收激勵、對海外收入豁免征稅等，進一步形成隱性的成本優勢。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再對進口商品額外加征關稅，將對外國商品和產業形成更大的競爭壓力，從而扭曲市場選擇，違反稅收公平。

最后，還需要看到，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美國去工業化進程削弱制造業競爭力、美元霸權與儲蓄失衡加劇逆差等，這些與增值稅制度沒有直接關系，所以美國政府主張將增值稅納入關稅體系，不符合經濟原理、稅制原理和國際貿易實踐。

加強跨境服務貿易的增值稅研究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 蔡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新業態為經濟增長開辟了新路徑，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意義深遠。因此，加強新業態稅收治理十分必要。

數字經濟新業態在納稅主體、課稅對象、稅基、稅率等稅制要素方面，都表現出不同于傳統業態的獨特性?，F行稅制與新業態出現不適配性，難以對新業態進行有效的治理和規制。比如，在數據要素價值創造和數據資產涉稅方面缺乏相應的稅收規定，存在稅基確認困難與征管困境，導致稅收流失風險、稅收地區間分配失衡等問題。

基于此問題，現行稅制需通過優化調整乃至創新，構建新業態稅制框架體系，適應新業態發展需要。

一是修訂或增設增值稅相關稅目。針對新業態特征及其產業演進發展，借鑒國際經驗，具體通過修訂和增設稅目等方式，明確納入征稅范圍和不納入征稅范圍的新業態，并進一步優化稅目分類。

二是引入數字常設機構標準。常設機構的概念應與時俱進，將傳統常設機構的“物理存在”特征擴展至“數字存在”特征，即將有一定數字聯結度的經營機構納入常設機構范圍；增設數字常設機構，直接以數字特征作為常設機構的認定標準。

三是優化稅率結構。創新數據資產價值評估方法，為不同新業態制定差異化的評估參數和調整系數，合理確定數據資產價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化稅率結構。由于新業態中既有頭部平臺企業，也有大量小微經營者，若適用統一的稅率可能會抑制其創新活力。因此，設置多檔次稅率或是一種選擇，但也要避免稅率檔次過多導致的征管成本增加問題。

四是稅收共享機制調整與新型稅權配置改革并舉。在稅收共享機制方面，探索根據各地數字經濟比重，動態調整增值稅分成比重。從長遠看，應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實施分類分級稅權配置改革，對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的數字經濟基礎業態，如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維持中央統一稅制；對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業態，如區域電商平臺等，在劃歸中央統一征收的前提下，可授權地方稅務部門在一定幅度內擁有調整稅率或靈活管理的權力。

五是探索建立數據資產課稅制度。數據資產課稅制度既要將數據資產交易視為征稅的主要依據，又要對數據資產參與價值創造、收入分配的過程進行稅收調節；既要對兼具“產消者”特征的自然人的各項收入實施個人所得稅調節，又要關注數字企業、數字平臺在價值創造與分配過程中的稅款征收與稅收治理。